古城监狱刑侦员罗维民偶然从胆大妄为、有恃无恐的罪犯王国炎身上发现了重大案件的线索，一场涉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政界高层的殊死较量就此拉开了帷幕。
张平把《十面埋伏》定位为“大众化的社会小说，政治小说”，是比较切合实际的，和那些以调侃甚至解构的方式安置着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的作家不同，张平是非常看重他身处其间的这个社会的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要让我放弃对社会的关注，对政治的关注，那几乎等于要让我放弃生命一样不可能”。因此，一个偶然被发现的案件，在他的手里就成了解剖这个社会和政治现实的麻雀。
张平的现实主义，是在调查和分析中实践着的现实主义。《十面埋伏》不是一部靠着想像和才气就能创作出来的作品，它有赖于十分艰苦的调查和采访。“不熟悉，不了解，感动不了自己的人与事，我根本无法落笔。即使在写作期间，一旦有拿不准的地方，还是得不断地往下跑。”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多种多样，张平所持的这一种或许会让一些人觉得笨拙，但却值得人们敬重。这样活着和写着的作家一定和他笔下的生活融为了一体，作品的灵魂实际也就是作家的灵魂。
张平服膺的是现实主义而非自然主义，他以理性的精神烛照着他的调查和采访，又以分析的精神处置笔触的流向。《十面埋伏》中描写和揭示的一切，即便经过了张平的感同身受，但毕竟也被其他作家同样描写过，而对于公安、司法部门和政府在权力运作上的不同方式的表现，却属于张平的独到发现，颇具启发性。罗维民在深入调查时所遇到的阻挠尽管出自人为，但却事出有因——监狱管理的规则使然，公安方面能否介入，也有赖于依托正常的程序。反过来，被拉下水的监狱长程敏远，在事关原则的大问题上，一样不能为所欲为一手遮天，他受到的同样是程序的约束。换句话说，在公安、司法系统好人做好事与坏人做坏事，一样都不那么随心所欲，原因就在于这个特殊而残酷的工作领域多年的制度化建设。但是，地委副书记贺雄飞免去地区公安处长何波的职务；省委第一书记肖振邦批准省公安厅提审王国炎，一反一正两大“举措”，都更多的取决于个人行为，这是否透露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即将面临的若干重大课题呢？
（《工人日报》99．7．16何志云文）
